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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清顺治时代（第6页）

6、清制：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27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福临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

如此壮举，无怪乎数百年来，人们宁愿顺治喜欢的是江南名妓董小宛。努尔哈赤为见爱妃，不管前线吃紧狂奔600里，累死6匹马，马不停蹄的赶回沈阳。皇太极在挚爱的宸妃海兰珠死后，几欲随她而去。如此真性情，坐稳江山后的清代皇帝中便不存在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先辈顺治为了一个女子竟然要出家。

顺治先是命令溪森为自己剃度。庄妃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光头，十分生气，便派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找来。玉林琇以如果顺治出家就烧死溪森相威胁，才迫使顺治暂时放弃出家。

之后顺治玉林琇竟然建议顺治，挑选僧人1500名，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举行隆重的受戒仪式，并且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开始，在本着为领导排忧解难的太监们安排下，顺治于北京海会寺秘密接见憨璞聪和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玉林、木陈、溪森三位高僧都成为顺治的坐上贵宾。

这直接导致顺治多次身体力行的接见佛教知名人士，一如既往地支持佛教事业发展。作为当初家长安排的皇帝这份工作，他处于对母亲的敬爱他选择了不抛弃（他曾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是当事业与爱情发生突出时，他选择问佛，佛的回答是问心。于是他幸福地离去。

郑成功大炮炸死顺治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享年22岁。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恰恰是这两本资料在顺治得病时间上却有出入：《清实录》中说出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平圃杂记》却说，初二顺治去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王熙自定年谱》择记载，他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初三那天，顺治还和王熙讨论事情。（王熙为顺治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参与了顺治遗诏的撰写）

《王熙自撰年谱》中记载，顺治是在初七清晨子刻驾崩的。而据《平圃杂记》所载，张宸是在初八上朝时，才得知顺治驾崩的消息。不仅顺治驾崩时间的记载相差了整整一天，顺治哪一天得病，史料上的记载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清实录》中记载，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平圃杂记》中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而据《自撰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而且初三这天，顺治还和王熙讨论事情。

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无限地想象的空间。出家说也就应运而生，并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近年来《延平王起义实录》一书又衍生一个惊人观点：顺治死于郑成功的大炮。

其主要史料有三点：

1、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

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2、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

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他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该文解释了郑成功攻台时机的选择。清廷顺治皇帝驾崩，太子即康熙皇帝登基，郑成功方大喜，清廷处于大丧期间而且达素新败，清廷根本无暇南顾，郑成功可以乘机攻取台湾，作为根据地，然后作北征清廷的打算。这一点，虽未直接点出顺治死因新说，但“达素新败”、“伪朝（清朝）大丧”也给支持新说者，提供了佐证。

但是《清史稿》列传卷二十九记载，达素指挥进攻厦门郑军失利后回京，仍照旧供职到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败，因达素为鳌拜所引用，才被罢官。

再者为何《清史稿》、《福建通志》《鹭江志》等资料对此事没有记载？

延平王就是郑成功。《延平王起义实录》是由郑成功九世孙郑叔成手抄于1912年。记载了南明隆武（1645年，清顺治2年）至郑克土爽降清（1683年，清康熙22年），前后62年郑氏集团的历史。

据泉州郑成功学术研究会副会长郑炳山考证，《延平王起义实录》中明永历三年至十六年（1649年－1662年）的材料抄自杨英的《从征实录》（又称《先王实录》），这是手抄本的主要部分。

杨英是郑成功的手下，这就让他的记载可信度大打折扣。现在看来顺治之死还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其实不论是出家说，还是炮轰说，都承载着太多的政治意味。如果历史不能穿越和重现，那就各按自己的心去读历史吧。

皇帝的宠臣汤若望

明末清初，一批欧洲传教士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与欧洲不同。传教士要对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传教，困难是很多的。利玛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士大夫直到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

按照这套办法，传教士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进入了宫廷。他们受到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与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既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这批传教士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汤若望，原名亚当o沙尔，德国科隆的日尔曼人。在科隆有故居，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

清朝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从此，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汤若望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年～1657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汤若望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顺治帝的帮助很大。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这种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