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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天可汗盛名下的唐太宗（第4页）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屈己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纳谏。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展呢?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情绪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徵感慨他们有李世民做君王是三生有幸。但从魏徵的这一判断中又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二十三年。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虽然下场相反，但他们的事业却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连续性。

斯特·托罗维奇有一本书，叫《国王的两个身体：关于医学与政治神学的研究》，对类似上述问题有着深层的探讨。处托罗维奇认为，身为天下至尊的国王其实有两种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由——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处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别人一样也有**，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处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他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支配，也不恐惧死亡。这种关于帝王的政治身体之说，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学》的第一卷里写道，当一个身体由众多部分所组成时，身体便成为统治者，余者成为被统治者。所以当一共同体人想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王国或者——种政治身体时，他们总是必须推举出一个人来统领这个身体。这个人通常是帝王。

4、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证明了大唐帝国的富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大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

唐太宗即位时29岁，第二年改元“贞观”，直到他死未用别的年号。唐太宗在位23年，由于他的年号是贞观，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时期。他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

年轻的李世民经受了血与火的庄严洗礼和生与死的残酷考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这些经历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唐王朝的统一战争结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这一期间，唐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此唐太宗登位时，全国经济仍凋敝不堪，各地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特别是隋亡，在他心里留有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做皇帝之后，十分重视隋二世而亡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这件事成为影响唐太宗统治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隋为鉴”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们不绝于口的话题。隋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它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炀帝继位时，“海内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于隋炀帝“广治宫室，以肆行幸”，所造离宫别馆，自长安至洛阳，乃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唐军初平长安，李世民见隋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可见隋炀帝是贪心不足，欲壑难填。三是“东西征讨，穷兵黩武”。总之隋炀帝依仗自己富强，不顾后患，徭役不断，干戈不停，使百姓无法生活，激起反抗，终至“身戮国灭”，为天下所笑。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

由隋灭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及其大臣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轻时在民间生活的时间较长，许多大臣参预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对民间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害关系的认识，有可能达到比较客观认识的程度。如唐太宗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表明，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相当进步的认识。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的严重打击所产生的结果。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贤”。他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征，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

唐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当时选拔，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拉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都是少数民族。

同时，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勋、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人军队，魏征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后来，太宗下诏“宰相人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先是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公元635年（贞观九年），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二十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

“贞观之治”，是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曾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当时的世界而言，它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举世瞩目。究其原因，是与唐太宗“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分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唐太宗在位时的所有重大决策，每必与大臣们对照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以防止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绩，历来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总结自己领导成功的经验时，把学习、研究和借鉴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几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唐太宗的话内含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后人只是将唐太宗话十的“古”字改为“史”字而已，内涵都一样。

通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

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从来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从某种意义上他却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兄弟。玄武门之变改变了他的命运，但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太子建成登上皇位可能会让唐朝像隋朝一样快速地走向覆灭，因为当时的唐朝确实需要一个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但也有可能太子建成会避免很多在唐太宗时期埋下的危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成为历史的事情只有靠我们去猜测了。